“生来即轻，还时亦净。”
2022年1月24日0点02分，河北寻亲男孩刘学州在微博发布疑似遗书的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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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4点多，其舅妈柴某后对媒体表示，刘学州经抢救无效死亡。
从遗书密密麻麻的文字里，大致可以看到压垮刘学州的几件事：被生父母出卖、养父母身亡、遭受校园欺凌猥亵、寄人篱下以及被网暴的一生。
虽然无法确定压垮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但原因之一肯定指向网络暴力。
21世纪了，我们什么都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几乎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
2019年10月14日，韩国25岁女星崔雪莉在家中自杀身亡。
造成崔抑郁症的最主要因素是韩国网民的舆论：此前崔雪莉因为穿衣风格遭到了网友的谩骂非议，因为种种恶劣不堪的言论，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后放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B站抗癌up主“卡夫卡松饼君”也是网暴的受害者。直到她因癌症去世后，人们对她的争议还未停歇。
关于卡夫卡松饼君的争议，很多就是因为“她有小肚腩”这条言论而起，而up主回击也只是简单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2016年，乔任梁自杀事件震惊全国。2019年，乔任梁父母开通了短视频账号，用以分享儿子生前的照片和视频，寄托思念。
这种方式，在一些人的眼里却成了吸引眼球，博关注。认为乔任梁父母是在消费儿子，吃人血馒头。
后来，乔任梁父母将内容变成了分享美食做法。网友们又不满意：为什么儿子死了，她还能这么开心？
10月14日晚，“罗小猫猫子”在直播间当着几十万粉丝的面喝下了一整瓶农药。
虽然喝农药是她早已下定决心做的事情，但这些网友的言语暴力，无意中加剧了她的轻生的决心。
处在网暴旋涡中的受害者经常要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网暴抑郁甚至自杀的事件常有发生。
网络暴力的威力如此巨大，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而网名所要做的只是无关痛痒地发表几句话的意见而已。网络暴力的成本实在太低了。
在得理法搜平台键入“网络暴力”进行检索，共检索出134个案件，其中民事案件117件，刑事案件8件，行政案件7件，执行案件1件。可见，遭到网络暴力之后，大部分受害者还是通过民事途径进行维权。
根据民事责任侵权归责体系，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如果原告不能确定侵权主体或者不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对方的侵害事实，则法院通常难以支持其诉求。
网络暴力通常都是一种群体性的盲从行为，其主体包括事件的发布者、使事件扩大化的参与者和看客、围观者。无法从根本上确定哪些主体是最先披露者、哪些主体披露的个人信息对受害者的侵犯程度最大，这也就导致司法实践过程中难以对责任主体进行追责。
由于网络空间信息的时效性，各种信息内容很容易就被删除、篡改。另外，由于网络的隐匿性和复杂性，公安机关在短时间内难以确定其准确身份和位置，有时需要各地公安机关协同办案实施定位抓捕。
这也是网暴事件发生如此频繁，而真正维权成功的案例较少的原因之一。
《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权利人遭受网络用户的不法侵害时，有权通知服务提供者删除不当言论，屏蔽违法信息，断开网站链接等，但是同时要求权利人在通知服务提供者采取以上措施时，应当提供侵权的证据和权利人的身份信息。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为人侮辱、诽谤他人，散布他人隐私等，根据情节轻重，可以处10日以下拘留和500元以下罚款。可见违法披露个人信息或编造不实言论等，可以报警，警方根据情节轻重进行相应的拘留和罚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13条规定，网络用户的基因信息、病历、住址等信息被不法公开造成损害，向法院提起侵权责任请求的，法院应予支持。
以上三种救济途径对于因网络暴力遭受个人信息被侵害的普通民众而言都有一定的难度。
普通网络民众与网络服务平台、网络运营商和虚拟网络背后的用户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
，这种关系类似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然而现实中缺乏一种类似于劳动监察部门的机构，可以及时有效受理和解决网络暴力引发的个人信息被侵害问题。
2021年1月13日，遭到某明星粉丝“炮轰”之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官微上发了《乌合之众》的一段话以示回应：“群体盲从意识会淹没个体的理性，个体一旦将自己归于该群体，其原本独立的理性就会被群体的无知疯狂所淹没。”
这段话适用于所有适用网络的公民，保持理性、拒绝盲从，提升网络用户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或许是解决网络暴力问题的根本之道。
